[摘要]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被称之为“天河”的河道。如：自西向东横贯无为县境的西河，历史上也曾把这条河流的卞家拐以下的河段称为“天河”或“州河”。用“天”来命名河流，其含义不仅是指此条河流是一条出于自然的天然河道，更有一种“以天为大”的敬意，并体现一种人与河流之间的依存、依靠关系。
□李卫华文/图
巢城的天河，自西坝口经东坝至天河口，全长2.9公里。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被称之为“天河”的河道。如：自西向东横贯无为县境的西河，历史上也曾把这条河流的卞家拐以下的河段称为“天河”或“州河”。用“天”来命名河流，其含义不仅是指此条河流是一条出于自然的天然河道，更有一种“以天为大”的敬意，并体现一种人与河流之间的依存、依靠关系。
天河的形成
从公元三世纪初至今，巢湖在1700余年的演变中，其湖面面积由原来的1300余平方公里减少至现在的784平方公里。巢湖面积的大幅度减少，主要表现在古巢湖沿湖湖湾的萎缩、消失。迟至宋初，古巢湖的这些湖湾已淤积成众多的湖湾滩地。宋、明两朝，巢湖流域沿江沿湖滩地的垦殖开发有了长足发展。对巢湖湖湾滩地的围垦改造，不仅造就了大面积的沿湖河口三角洲圩区，而且使滩地上的水系得到整治并演变成今沿湖各条河流的湖湾滩地河段，这其中就包括今裕溪河的东关以上至巢湖下游河口河段。
三国时，裕溪河湖湾是古巢湖的四大湖湾之一，也是曹操水军渡巢湖南征孙权的必经水路。此湖湾水域宽阔，今含山县的义城圩、大家圩、都胜圩，以及巢湖市的黄周联圩、落沈圩、岱山联圩、城郊联圩等圩口都在其湖湾水域的范围内。那时，裕溪河的巢湖河口尚处在今含山县的东关一带，古称濡须口。濡须口踞山临水，地势险要，曾是吴魏交战的战略焦点。正是在上述巢湖演变的大背景下，巢湖的下游出水河口完成了自今东关一带沿西北方向向湖区推移的变迁，并由此形成了裕溪河的今东关以上至巢湖河口的近20公里的河段。这一段裕溪河的延伸河段，在明清时就已被称之为“天河”，又称“巢河”。
天河的演变
于卧牛山麓傍水而建的古巢城，到了明代，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城区格局：县城南临天河，西北据卧牛山，县城的东、西、北三面为人工开挖的护城河。天河与护城河的两端相连，共同构成巢城的环城水系。天河作为当初裕溪河的首段河道，与巢湖相通的河口位于巢城西南的西安桥一带（即今西坝口）。
1959年至1962年，于巢城城南的司家巷一带建成巢湖闸，并将流经官圩南侧的邓埠河按裕溪河的河道标准拓宽改造，使之成为巢湖闸下连接于巢湖闸与原裕溪河主河道之间的引河，约长2公里。同时，在西安桥一带筑坝，将原巢湖的出水河口封堵。所筑堤坝称“西坝”，所在地即“西坝口”。天河与巢湖闸下引河的交汇处称“天河口”。
至此，裕溪河的巢湖河口自巢城的西安桥移至巢湖闸。原流经巢城城南绕城而过的裕溪河河口段随之被新开挖的巢湖闸下引河所取代，脱离了裕溪河主河道。此后，“天河”这一称谓所指的裕溪河首段河道的范围大大缩小，不再是指裕溪河的东关以上至巢湖河口的河段，而是转化成了这段裕溪河故道的名称，特指自巢城的西坝口至天河口河段。
天河边的古城墙
追溯天河风景“屋内行舟”
“屋内行舟”是古巢十景之一，也是巢城地域文化方面的一个亮点；是指从沿天河的房屋内近距离地观赏窗外景色，河中往来船只移动于窗前，即可产生一种舟行屋内的视觉错觉。要形成这样一个天河奇景，除当地特有的自然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构成因素：其一是发达的天河水运；其二是繁荣的沿河商贸及相应的集市环境。巢城天河河畔的这一奇景，从形成到消失，其中不仅涉及天河航运在整个巢湖——裕溪河航道上的地位变化，还从“水”的特定角度折射出巢城的发展演变。
巢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国时，吴魏之间发生在东关濡须口的战事多次涉及“居巢”这个地名。如：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挥军南下征吴，曾两度将军队驻扎在居巢。那么，当时居巢县的治所的位置在何处呢？尽管目前对此尚无确切考证，但按照三国时巢湖东半部的湖岸线推断，今巢城城区当时尚处在湖水茫茫的裕溪河湖湾内，卧牛山四面环水。唐初，巢县的治所置于今巢城老城区东北的岗丘地带。至北宋，裕溪河湖湾已淤积成宽广的湖湾滩地。在这片滩地上，围垦出了大片的河口三角洲圩田。同时，坐落于卧牛山麓的滨湖河口村落也逐渐发展成宋代古巢城的雏形。北宋至道二年，巢县县治南迁至此，即今巢城老城区。
宋代之前，裕溪河的黄雒河镇以下的河道尚未形成，裕溪河上游来水至黄雒河镇便折南接古神塘河流入长江。宋代，巢湖流域沿江大兴筑圩垦殖，同时对巢湖下游的排洪出路进行大规模调整与治理。在南宋的150余年间，完成了裕溪河黄雒河镇以下河道的开挖，形成了今裕溪河的河道面貌。巢湖——裕溪河通江航道全线打通之后，作为裕溪河首段河道的天河，因处于这个航道的巢湖出水河口的位置，其航运地位大大提升。
天河在巢湖通江航运上的重要地位给了巢城可以借水生财的地域优势。明代更为发达的巢湖水运带动了裕溪河湖湾滩地的进一步延深开发，同时推动了古巢城的城区建设。至清代及民国时期，天河城区河段的沿岸已是茶楼、商铺、民宅密集，河中商贾舟楫往来、桅杆林立。天河上的奇景“屋内行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1962年以后，随着巢湖闸的建成，天河脱离了裕溪河主河道，天河河畔的昔日景致“屋内行舟”也自此消失。
明清时期提出的天河整治设想
昔日，天河的流经巢城城南的河段是古巢城护城河的组成部分。这一河段既属护城河，又是巢湖下游作为排洪出路的裕溪河的河口段。用作护城河的这段天河，显然不同于其他人工开挖的护城河段。按照古代城池的建设格局，城墙均临河而建。这样，这段天然河道就显得与城墙之间的距离太近，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巢城的防洪安全，并在其他方面对巢城构成诸多不利因素。
上述问题在明清时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有人撰文提出了一些整治天河的设想。其中主要的是由沈翼燕和杨于芳两人分别撰写的《改河议》。其改河缘由归纳如下：
其一，“巢河（天河）逼近县治，每夏秋水涨，城沉水中者过半，波涛啮射，旋筑旋圮，城脚宛在水中，欲修无从”，或“屡修屡圮，劳费无益”。平时，城下天河限制了城墙的日常维修加固，致“盗贼乘隙，防守维艰”。
其二，城墙缘天河而建，使天河河道的拓宽治理受到制约。“其不能为开广者，势也”。“河身狭隘，水出不迅，环湖低田，久受淹没”。
其三，城外天河，“大舟浮河，船尾高城堞丈余”，视觉上固然能形成“屋内行舟”的天河奇景，但“往者河寇窃发”，“奸人乘以不意，城内能宴然无恙乎？”
另据康熙《巢县志·山川》，“邓埠河，在天河南岸，上源望城冈，下束流为河，以分官圩、三胜二圩”。邓埠河的这一地理条件为天河的改河整治提供了便利。
沈翼燕在其《改河议》中详述了他的改河整治设想：“余相地形，离城右里许，由万寿庵门首一带，圩田不上三顷亩，疏凿而通于邓埠河，则（河道）离城四五里，可阔可深，可直可曲。”“……水不扫于城脚，而城守便。”“河之两旁埂，又可作民居，为利市。是近则城守无虞，远则民居可安，有全利而无一害。”
利用官圩南侧的邓埠河将裕溪河河口段改道，这一明清时期提出的天河整治设想，在当时及民国时期均未能实现。建国后，1959年至1962年实施巢湖闸工程，在其闸址的选定及下游引河的开挖方面正是参考、借鉴了明清时的天河整治设想。
古代的“城池”，指的是城墙和护城河。此所谓“垒石为城，挖壕为池”。两者在军事上共为一城的防御屏障。天河作为古巢城护城河的城南河段，沿河势必建有城墙。如今，巢城仍残存几处古城墙遗迹，其中一处就位于天河与东风路平行的河段的北岸西侧。此处残存的古城墙长约200米，尚保留有较完好的条石墙基及斑驳的墙体青砖。
巢城的古城墙，始建于元，续建于明，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清康熙《巢县志·城池》中，对巢城古城墙的建设历史作了这样的记载：
元代——“元作砖城”，守帅王珪筑，“高一丈，周四里一百九十步。后渐废，止存东门曰宾阳，北门曰承恩。”
明代——嘉靖二年，知县李谟“开筑土城”。嘉靖三十六年，知县严宏受命“复增筑砖城……城垣周围十二里，高二丈三尺，厚六尺，上建四门城楼，南曰迎熏，北曰拱极，东曰朝阳，西曰滨湖。”隆庆四年，知县易可久“北门增外城楼”。万历八年，知县陈经言重修，“捐资鸠工，城堞一新”。崇祯十一年，“知县宁承勋因流寇往来，连破数次，增筑城高数尺”。
清代——康熙七年，“地震，城倾十数处，共计二百余丈。知县于公觉世捐资督工，监筑之”。
天河岸边残存的巢城古城墙遗迹为明城墙，其墙砖的形制及墙体的建筑结构都显示了明代江淮地区古城墙的建筑风格。
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以“大跃进”为时代背景的旧城改造及大办钢铁中，巢城的古城墙被陆续拆除。拆下的古墙砖有的成了当时垒砌炼铁“小高炉”的材料。
2011年，政府对天河北岸的这处古城墙的西段，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整修，使这里成了市区的又一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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